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古希臘人的政治經驗

修昔底德（Thucydides）透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歷史書寫，記錄希臘世界此一重大轉折。

除了戰爭帶來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科西拉的革命》篇章描繪戰爭如何將野蠻從文明生活裡釋放出來。作者更點明：沒有「權力」作後盾的「正義」，在自私和利益前面顯得無能為力。最重要的是，修昔底德透過描寫城邦間的不和、或是城邦內階級之間的敵對， 道盡戰爭的政治本質；這也是為什麼要政治系學生讀這篇古希臘戰爭史的最大原因：透過文本，納前人智慧為當代政治生活所用。

本文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重點聚焦於「古希臘人的政治經驗」，並整理出兩條線索作為文本與當代政治生活的聯繫。

一、政治活動在戰時、戰後的運作

（一）城邦間

修昔底德歸結出城邦間生戰的三個主要因素：恐懼，榮譽和利益。而古希臘的政治人物在公民大會中用以說服眾人的諸多演說，全著眼于這三個因素。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對這三個因素考量的比重有所不同。也提醒讀者：無論戰爭、或政治行為，皆事出有因，只要是關於「人」的議題，就從不離開人性。

（二）城邦內

修昔底德也借克里昂（Cleon）之口：「 你們是悅耳言辭的俘虜；你們像是坐在職業演說家腳下的聽眾，而不像是一個討論國家事務的議會。」以此點出對眾人政治判斷力的懷疑，質疑眾人只由演說的好壞去評估政治決策的可能性。

除了公民政治參與的困境之外，政治人物也面臨「言論」和「政治決策」之間無可避免的不協調與落差：當人民隨時都在改變評價標準，治國者更需要透過「合宜的表演」將眾人導向良好的生活方式。面對如下問題：「該不該對人民說謊？或不坦承全部真相？」政治領袖的責任正是善用經過包裝的言辭、或各種政治手段，不斷在理性決策和人民期待之間求取平衡，合宜地調節真假、善惡和利益，並努力實踐人的最好生活，這正是政治家的技藝。而無法實踐的政治哲學，最終將流於徒勞無功的治理。

二、古希臘人的正義觀

透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昔底德提醒讀者，不論是以民主制度自豪的雅典，或是寡頭統治的斯巴達，對強國而言，「正義」是多重意義的：合則用、不合則棄。

「正義」更隨不同情境和對象變動，《在彌羅斯人的辯論》裡，雅典毫不掩飾地表現他們的「大國正義觀」：有權力支撐的強者利益才是正義。

對外，雅典拿出現實主義去經營國際關係，當雅典城邦面對小國時，無需再透過從政治面下手，以直接的方式使用武力體現「正義」。不過，對內又是另一套做法：當雅典人宣傳流通於城邦內的正義觀之時，卻藉演說向眾人強調「雅典美德」和「公民價值」。

《關於密提林的辯論》篇章，修昔底德暗示當時雅典的民主景況：「在民主的脈絡下，正義的要素之一是要獲得眾人的普遍認可，但公民們卻不能保證公民大會的決策是否正義。」公民是反覆無常的，他們不但隨時都在改變對領導人的評價，也時常改變他們的「正義指南」，並依此產出全然不同的決策結果。《關於密提林的辯論》正說明：人人都能談論正義概念，但即使同為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也不見得有一個共同、沒有歧見的正義定義。

強國任意操作全球正義觀，正是當代社會面對正義問題所面臨的情境與困難，這樣的問題竟從古希臘時代延續至今。這同時也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文本的當代性，凸顯人類社會面對「正義」問題時一直以來的困境；而國人的「價值重整」也成為作者撰史時，向跨時代讀者的最大提醒。

在雅典城邦衰頹背景之下，以《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始，鋪陳柏拉圖作品中，蘇格拉底對話裡面的正義討論。也由史家修昔底德描述的「治國者的合宜表演」，引渡到哲學家柏拉圖描繪的「哲學家的政治使命」，從理解公民價值，乃至模擬治國者的高度；這樣的底蘊，正可作為理解西洋政治思想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