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觀的翻轉：由《王制篇》到《政治學》

ㄧ、《政治學》第二卷全卷概述

1. 《政治學》第二卷開卷即引入亞里斯多德針對其師作品《王制篇》的批評與回應。本文的著眼重點不在亞氏在第二卷中「說了什麼」，而是他「為什麼說」。
2. 本卷對《王制篇》提出之主要反省有四：「柏拉圖所述之城邦不符合多樣化性質」、「妻孺共有與共產不可行」、「不同階級的一致性生活恐難形成」與「永久執政之危險性」。
3. 關於理想城邦之追求，兩位哲人立論之爭點在於所有制。當面對「共同體中『求同的程度』必須多高？」「城邦公民到底能『共有什麼』？」兩人對此二問題的想法也出現分岐。柏拉圖欲在城邦中消除「你的」與「我的」這類概念，亞氏卻認為這樣的消除非但不必要，也不可能。
4. 亞里斯多德與其師的城邦觀主張看似對立，但實際上，兩者並非「經驗」與「概念」的衝突，反而是針對同一問題：「人應如何生活」求解。此外，「最高的善必在城邦中實現」也是兩人的共同關懷。
5. 亞里斯多德必定清楚哲學和政治間存在著緊張，但亞氏更期望在柏拉圖（蘇格拉底）所建設的政治共同體上尋求超越的可能。亞里斯多德在卷二中即大展野心，嘗試針對柏拉圖的城邦觀作一全面性的更換，以此作為「調和緊張」的第一個步驟。

二、兩位哲人追索至善城邦的相異途徑

1. 亞里斯多德的首要質疑：柏拉圖的理想城邦太過整齊劃一，反失去城邦該有的多元性質；「城邦的本質就是多樣化，若以傾向整齊劃一為度，家庭將比城邦變得更加一致，而個人又要變得比家庭更加一致。因為作為『一』來說，家庭比城邦為甚，個人比家庭為甚。所以，即使我們能夠達到這種一致性也不應當這樣去作，因為這正是使城邦毀滅的原因。」（1261a15-22）
2. 然柏拉圖是否真的只關注整齊劃一，而忽略了城邦的多元性？也許亞里斯多德誤解了柏拉圖對理想城邦的想像？本文提出一個可能性：兩人之城邦目的皆為追求幸福生活，可二位哲人的城邦觀卻未能同調，主要歧異為：二哲人之「家庭概念」並不重疊，家庭與最佳政體之間之連結方式與深度也全然不同，而非表面呈現的「多元」與「一致」兩種概念相對立。
3. 柏拉圖並非不曾考慮城邦的多元性，也非忽視個體之間必然存在差異，而是他對「多元」的安排不同於亞氏。柏拉圖認為，若要實現至善城邦，必由哲王引領，利用高貴謊言使受治者同意各式職業分工、劃分等級的安排，並透過共產、妻孺共有等一連串設計，以「各依天性、各司其職」原則去統合所有受治者。
4. 柏拉圖的關懷起點是：「誰」來治國。因此，種種安排全由哲王視角出發，展現了柏拉圖對哲王與城邦衛士的高度期待，而一系列嚴謹要求係為確保哲王統治的品質，維持統治者的無私。
5. 亞氏則特別強調「家庭」在至善城邦中的任務。他著眼於父母、夫婦、主奴等等各式關係在家庭中所呈現之多樣，除了前述柏拉圖之職業分工相關安排，亞里斯多德更深入討論家庭中的分工，甚至考慮到家務料理等事宜。
6. 亞里斯多德的關懷起點為「家庭」，因為城邦的自然起源為家庭，若要討論至善城邦，須由認識家庭開始。 其次，家庭是人類出生後第一個群居空間，因此，對政治共同體（人的群居生活）之制度安排必以家庭為基礎。

三、卷二在全書中之相對位置

1. 回到亞氏貫穿全書的經典名句：「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除說明人類生活必然發生社會性的群居之外，更強調家庭在城邦中不可替代的動物性角色。至善生活的討論必不離城邦，家庭依附於城邦，同時更是城邦形成之本源。
2. 亞氏與其師對城邦目的期待一致，可在追索最佳城邦時，兩位哲人各採不同路徑、表達不同城邦觀，也給出相異的解題策略。
3. 亞氏在第二卷提出一連串質疑，並非欲與柏拉圖在至善城邦的「可行性」上競爭，而是不滿其師竟未以家庭作為討論至善城邦的開端，因而在卷二提出諸多檢討，強調他並不同意以城邦取代家庭或以大家庭取代個別家庭的主張。
4. 亞里斯多德以卷二為全書引子，實為固定「家庭」在政治學討論中的重要位置，說明家庭是城邦得以完備發展的基礎。惟確立此一前提後，餘下篇章的政體研究與城邦目的的探究才得以開展無礙。

關鍵字：《政治學》、城邦觀、家庭、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