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觀的翻轉：由《王制篇》到《政治學》

ㄧ、《政治學》第二卷全卷概述

1. 《政治學》第二卷開卷即引入亞里斯多德針對其師作品《王制篇》的批評與回應。本文的著眼重點不在亞氏在第二卷中「說了什麼」，而是他「為什麼說」。
2. 本卷對《王制篇》提出之主要反省有四：「柏拉圖所述之城邦不符合多樣化性質」、「妻孺共有與共產不可行」、「不同階級的一致性生活恐難形成」與「永久執政之危險性」。
3. 關於理想城邦之追求，兩位哲人立論之爭點在於所有制。當面對「共同體中『求同的程度』必須多高？」「城邦公民到底能『共有什麼』？」兩人對此二問題的想法也出現分岐。柏拉圖欲在城邦中消除「你的」與「我的」這類概念，亞氏卻認為這樣的消除非但不必要，也不可能。
4. 亞里斯多德與其師的城邦觀主張看似對立，但實際上，兩者並非「經驗」與「概念」的衝突，反而是針對同一問題：「人應如何生活」求解。此外，「最高的善必在城邦中實現」也是兩人的共同關懷。
5. 亞里斯多德必定清楚哲學和政治間存在著緊張，但亞氏更期望在柏拉圖（蘇格拉底）所建設的政治共同體上尋求超越的可能。亞里斯多德在卷二中即大展野心，嘗試針對柏拉圖的城邦觀作一全面性的更換，以此作為「調和緊張」的第一個步驟。

二、兩位哲人追索至善城邦的相異途徑

1. 亞里斯多德的首要質疑：柏拉圖的理想城邦太過整齊劃一，反失去城邦該有的多元性質；「城邦的本質就是多樣化，若以傾向整齊劃一為度，家庭將比城邦變得更加一致，而個人又要變得比家庭更加一致。因為作為『一』來說，家庭比城邦為甚，個人比家庭為甚。所以，即使我們能夠達到這種一致性也不應當這樣去作，因為這正是使城邦毀滅的原因。」（1261a15-22）
2. 然柏拉圖是否真的只關注整齊劃一，而忽略了城邦的多元性？也許亞里斯多德誤解了柏拉圖對理想城邦的想像？本文提出一個可能性：兩人之城邦目的皆為追求幸福生活，可二位哲人的城邦觀卻未能同調，主要歧異為：二哲人之「家庭概念」並不重疊，家庭與最佳政體之間之連結方式與深度也全然不同，而非表面呈現的「多元」與「一致」兩種概念相對立。
3. 柏拉圖並非不曾考慮城邦的多元性，也非忽視個體之間必然存在差異，而是他對「多元」的安排不同於亞氏。柏拉圖認為，若要實現至善城邦，必由哲王引領，利用高貴謊言使受治者同意各式職業分工、劃分等級的安排，並透過共產、妻孺共有等一連串設計，以「各依天性、各司其職」原則去統合所有受治者。
4. 柏拉圖的關懷起點是：「誰」來治國。因此，種種安排全由哲王視角出發，展現了柏拉圖對哲王與城邦衛士的高度期待，而一系列嚴謹要求係為確保哲王統治的品質，維持統治者的無私。
5. 亞氏則特別強調「家庭」在至善城邦中的任務。他著眼於父母、夫婦、主奴等等各式關係在家庭中所呈現之多樣，除了前述柏拉圖之職業分工相關安排，亞里斯多德更深入討論家庭中的分工，甚至考慮到家務料理等事宜。
6. 亞里斯多德的關懷起點為「家庭」，因為城邦的自然起源為家庭，若要討論至善城邦，須由認識家庭開始。 其次，家庭是人類出生後第一個群居空間，因此，對政治共同體（人的群居生活）之制度安排必以家庭為基礎。

三、卷二在全書中之相對位置

1. 回到亞氏貫穿全書的經典名句：「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除說明人類生活必然發生社會性的群居之外，更強調家庭在城邦中不可替代的動物性角色。至善生活的討論必不離城邦，家庭依附於城邦，同時更是城邦形成之本源。
2. 亞氏與其師對城邦目的期待一致，可在追索最佳城邦時，兩位哲人各採不同路徑、表達不同城邦觀，也給出相異的解題策略。
3. 亞氏在第二卷提出一連串質疑，並非欲與柏拉圖在至善城邦的「可行性」上競爭，而是不滿其師竟未以家庭作為討論至善城邦的開端，因而在卷二提出諸多檢討，強調他並不同意以城邦取代家庭或以大家庭取代個別家庭的主張。
4. 亞里斯多德以卷二為全書引子，實為固定「家庭」在政治學討論中的重要位置，說明家庭是城邦得以完備發展的基礎。惟確立此一前提後，餘下篇章的政體研究與城邦目的的探究才得以開展無礙。

關鍵字：《政治學》、城邦觀、家庭、政治哲學

什麼是城邦的構成分子？

98114285  政三B  吳欣庭

城邦的構成分子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家庭，一種是公民。若城邦具有社會性，並且強調人與人生活關係的狀況下，其基本組成分子即為家庭。若城邦具政治意涵，強調一國權力結構，諸如司法審判、政府治理等等，則其基本組成分子為公民。

亞里斯多德在書中反駁了柏拉圖的理想國，認為公妻制度不可行。施行公妻制，會使得城邦走向單一化。但是，一個城邦不可能走向單一化，否則就是走向了毀滅。亞里斯多德認為柏拉圖「妻孺共有」的主張，由於抹除了血緣關係，會造成許多罪行的存在，最終產生更劣質的城邦。而婚姻制度與私有財產制，即造就城邦多元化的兩個重要因素。不施行公妻制度的城邦，才能建立多元性。換言之，城邦的最基本組成應該為家庭。

在第三卷的部分，亞里斯多德認為城邦的最基本組成是公民。城邦有三個性質：城邦由政府運作；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一切活動是涉及城邦的；政體是一國的居民所建立的一套計畫。而這三者的進行要素，必定都是由「公民」所完成。因為公民具備著一性質：能夠參與法庭審判和政府治理者。公民應該輪流治理，才會使得城邦得到至善，而至善就是足以維持自足的公民共同體。

如何分辨城邦的變或不變？

97111222 中四B 楊景皓

亞里斯多德認為城邦是一種共同體，是以追求至善完美而存在的體制，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到事物皆有完美而不再進化也不需要進化的完美狀態，而亞里斯多德也認為要先掌握住這點，才能了解到家庭、個人之間的關係，城邦是由家庭組成，而真正讓城邦開始運作的是有權力的公民，但是不能以公民、個人的角度來往上理解城邦，因為單獨個人的意志不代表整個城邦，而是城邦要代表每個公民的意志，以達到生活實現的整體內涵。

而要到達至善就需要政權，而政權自然發展出政體，藉由政體的推行，可以在城邦分官設職推行政策以實現公共利益，而這些組織的頂端是由一群受過專業人文素養的薰陶而通情達理的公民所領導，而亞里斯多德也知道目前的城邦的領導者們並不具有真正的公民的素質，離所謂的不變完美狀態仍相距甚遠。

而其變化就在於統治目的是為了公益還是私益，為了公益而產生君主和貴族等政體，為了私益而產生僭主制度和寡頭政治，有富人之治也有窮人之治，亞里斯多德則認為在這之中取得平衡點的中產階級才是共和政體的完美狀態，而城邦變與不變的關鍵就在於是否到達善的圓滿境界，這裡的圓滿境界是指個體和總體的滿足，這種滿足才是城邦的本性和目的。

為什麼亞里斯多德研究城邦與政體的開端是財產制度？

98114210 政三B 葉儒婷

Q:為什麼亞里斯多德研究城邦與政體的開端是財產制度？

為什麼政權不斷輪替和公民平等治理才是城邦的存續之道

Q：為什麼政權輪替和公民平等治理才是一個城邦的存續之道？

政三A  98114127

A：如果一個城邦的政權一直由相同的人或派系來治理，時日一久政權內部易日漸腐敗，因為沒有輪替的壓力，也就是說不用擔心政績的成效會不會影響權力的變動。當然相同的政權長時間執政有其優點，在政策的推行上能較順利，但畢竟權力易使人腐化，官位坐久後難免出現專制獨裁的情況，一定時間的政權輪替可促使欲執政的派系去了解城邦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而非純粹貪圖功名利祿，不會讓城邦利益處於權位爭奪的鬥爭而犧牲掉。

而又為何需要公民的平等治理？如果一個人相同的職位做久了，難免會有其他人不服，或是不認同其作法，這時候就必須要讓符合資格的公民都擁有治理城邦的機會，不服的人可以證明自己的才幹，有時候必須自己真的到達那個位置才能了解原本無法認可的立場。但是公民的能力是會有等第之別，必須要彼此了解才能互補而達到平衡的狀態，而不是單純的誰不服誰就要換人做，不能用私利的心去評判彼此，亞里斯多德認為朋友之間才有真正的平等，公民之間能夠有互相信任的基礎，對於城邦的穩定性將會提升許多。

為什麼亞里斯多德認為，財產必須私有才得有助於實現城邦的目的

98114203 政三B 高曼華

　　對於亞里斯多德認為，財產必須私有才得有助於實現城邦的的目的之看法，我將之分為兩點。其一，亞里斯多德認為城邦應具備「多元性」；其二，他認為人之自愛為一種天性，幾乎所有人都喜愛金錢這一類的東西，且為朋友、賓客或同伴效力或做好事會感到莫大的喜悅。

　　第一點回應了柏拉圖《理想國》中蘇格拉底的主張，妻孺共有、財產共有等等皆使城邦趨向「一致性」，與亞里斯多德所述之「多元性」相背，在一致的狀況下便已不是城邦根本的本質，其為一劣等城邦，甚至談不上是城邦。真正的城邦，是多元的且經過教育使其成為一共同體，而非憑藉規定、不靠教育來改良市民。第二點則先訂出了人天性之樣貌，認為人自愛且愛金錢一類東西，又當分享時會獲得喜悅，也藉此培養人在財產方面的慷慨德行。而在財產共有的狀況下便不能產生這種喜悅（若同時加上妻孺共有更無他人或自己之分），那麼就無助於實現城邦。

　　從一致性和多元性來看，我認為並非蘇格拉底或亞里斯多德誰建設的城邦為錯誤的，而是在於兩人對城邦定義的不同。因為定義不同，蘇格拉底提出之城邦為財產、妻孺共有等可以消滅此些複雜問題的城邦；反觀亞里斯多德建構的城邦，因涵蓋多元，為若干家庭和種族的結合，且人數足以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的城邦樣貌，所以不會出現財產共有這樣的概念。當回應完蘇格拉底建構的城邦之不可行後，再加以討論財產與人天性上的關係，以財產私有的狀況延伸，延伸到共享後的喜悅、培養出慷慨德行等，確立其認為財產必須私有才得有助於實現城邦目的之主張。

關於亞里斯多德的政體觀

關於亞里斯多德的政體觀，請同學參考《施特勞斯之自由教育理念：一項批判性補充》第三章第二節和第四章（請自行下載PDF檔）。

石頭的禱告

轉貼一篇舊文，供同學參考。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作業：卷二、三

1. 亞里斯多德要求公民將私產共用以養成友誼、鞏固城邦的主張，會比柏拉圖的妻孺共有和共產來得可行或不可行？（98114217）
2. 亞里斯多德對柏拉圖的妻孺共有和共產主張的批評，根據何在？能否成立？（98114249）
3. 為什麼亞里斯多德研究城邦與政體的開端是財產制度？（98114210）
4. 為什麼政權不斷輪替和公民平等治理才是城邦的存續之道？（98114127）
5. 為什麼亞里斯多德認為，財產必須私有才得有助於實現城邦的目的？（98114203）
6. 什麼是城邦的構成分子？（98114285）
7. 如何分辨城邦的變或不變？（97111222）

以上各題負責同學請至遲於四月二八日10:00PM前貼文。

如果學生問起

「有一次，一個學生問我，能否提供一個有關教學的普遍規則。我回答道：『總是假設在班上有個沈默的學生，他無論在理智還是性情上都遠勝過你』。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對自己的重要性評價過高，最應看重的是自己的義務（duty）和責任（responsibility）。」

Leo Strauss, Liberal Edu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下週續上亞里斯多德《政治學》

下週續上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原訂四月二十四日期中考試取消。

The Broken “Buy-One, Give-One” Model: 3 Ways To Save TOMS Shoes

98121314 Hannah Ho

Keywords

 shoes, charity, business, economics, poverty

Summary 

On the eve of TOMS “One Day Without Shoes” campaign, Davenport evaluates Tom’s buy-one-give-one charity model—donating shoes to barefoot children—and its practical economic eff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 the company itself.

First, Davenport points out that this kind of charitable gifts cannot really help solve the complex problems of those countries in poverty, but deprives local businesses of the chance of success and the communities the las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Davenport argues that the feel-good charity model will surely fail in time due to the customers’ fickleness, and bring problems to the company'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Davenport subsequently puts forward three challenges to participants of the campaign: to make the poor capable of permanent improvement of their lives, and to create a solution of daily needs rather than covering their bare feet. Finally, Davenport provides a business model of Oliberte Shoes for TOMS to follow.

In sum, Davenport looks forward to a TOMS that not only donate shoes but also construct the infrastructure and health facilities for those it tries to help. In addition, Davenport insist that the advocacy day is meaningless. 

   

Criticism

The arguments of Davenport seem quite right at first glance. TOMS is one of the charitable gifts givers who hurt the econom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urthermore, TOMS is too shortsighted to have developed the feel good value proposition instead of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It sounds reasonable for Davenport to give suggestions to TOMS since TOMS is unaware of the damage and crisis.

However, with another look at these assertions, one would find that Davenport is self-contradictory in her evalu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TOMS. She first criticized the Toms as self-interested and lack of vision, then, ironically, he expected the Toms to be a deliverer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kind of tasks are tremendous work that belong to the UN and numerous other NGOs around the world. In her third challenge to TOMS, Davenport criticized that the “One Day Without Shoes” was only a marketing campaign that TOMS used to shine itself. Davenport surprisingly put forward another brand, Oliberte Shoes, to contend how Oliberte contributed to the economic boos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avenport deliberately gave a specific example for her third suggestion—unlike the general principles she supplie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suggestions. This unexpected example and the self-contradictory attitude of Davenport made her stance questionable.

According to Coase Theorem, which was theorized by Ronald Coase, the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of 1991,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reject these nominally helpful, but essentially perilous charitable gifts. For what they gain will be much less than what they lose. Nevertheless, what should people deal with all the charity gifts? What should TOMS and its customers do with their desire to feel good? Is the “One Day Without Shoes” campaign really meaningless? In my opinion, the charity gifts can be dispatched through NGO or UN, or in the form of financial support. As for the advocacy day, it will be meaningful, as it puts TOMS customers, “ in one’s shoes,” enabling them to sympathize with the poor more. 

Reference
Coase theorem. Wikipedia.
科斯定理 維基百科

《王制篇》是為建構烏托邦以指斥世人墮落、無可救藥或是為改善現狀而議論？98114130

在蘇格拉底的說法中，哲學家所具有的許多優點、熱愛並追求真理的特質、厭惡說謊與虛假的東西等天賦，使哲學家能成為了最適合治理國家人選，哲學家治理人民，他們會先將多餘的事務去除，再藉由正義、節制與美等將其重新充實，使之成為一個更好並有利於哲學家教育的社會。

蘇格拉底也指出了教育和環境對於哲學家養成的重要，其認為具有成為哲學家天賦的年輕人在現在的國家中成長，就像是奇異的花草的種子，種在外鄉土壤裏，而屈服並在新的土壤裡並失去本性，除非國家由哲學家來治理，才能有所改善，但是在尚未由哲學家治理前，國家內的人民與環境仍是不利於哲學家的長成，但只要有一個哲學家能夠成功生成並且獲得治理權，這種成功可能是恰好統治者的兒子成長為哲學家或者在某種巧合下遇到，人民就會在治理下脫離罪惡，環境和教育能有所改善成為適合於哲學家長成的環境。

如此文中烏托邦的建構，可以看的出對於世人墮落的指斥，但這種現況的改善卻並非不可能的，只要有一個機會使哲學家來治理國家，世人的墮落變得已改變，因此文中烏托邦的建構指斥世人的墮落，也是為了改善現況的議論。

蘇格拉底認為：「沒受過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許終身完全從事知識研究的人，都是不能勝任治理國家的。」你同意這項論斷嗎？

                                                                                                                        政三B   98114212

蘇格拉底認為：「沒受過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許終身完全從事知識研究的人，都是不能勝任治理國家的。」你同意這項論斷嗎？

蘇格拉底以洞穴為比喻來引導出題目所述的結論，和對方探討受過教育和沒受過教育的人的本質。

在洞穴裡不能動彈的囚徒，終身只能背對著火光，看著物體反映在牆壁上的影子就認為那是實物本身，就如同沒受過教育之人，他們並不是天生靈魂不具有知識的能力，而是他們無法轉身使眼睛面向光明，也就是善者的方向，因此無法學習到真理；而被給予機會離開洞穴的囚徒，無法馬上用眼睛直視火光，因而採取漸進的方式，從物體陰影、水中倒影、物體本身最後得以看見太陽，就像是被允許從事知識研究的人，逐漸從可見的世界（意見世界）走向可知的世界（知識），也就是從眾人逐漸學習知識走向哲學家的過程。

蘇格拉底認為：「沒受過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許終身完全從事知識研究的人，都是不能勝任治理國家的。」

沒受過教育的人，在面對私人事務和公共事務時，無法看見該看的方向，找尋不到真理便無法在處理事務時讓自己的行事決斷合乎理性，因此無法帶領眾人勝任治理國家之責；然而，被允許終身完全從事知識研究的人，他們能夠看見善者，具有分辨事務真假的能力，照理來說應該是具有能力來擔負治理國家的重責，但是當囚徒看見過事務的真相之後，定是不願意再回去洞穴過囚徒生活，所以當一個人到達了善者的高度，便再也不願意回到眾人生活處理繁瑣的雜事，這也反映在公民社會中公眾對於出任公職的看法。蘇格拉底的論斷中，前者是因為缺乏治理能力而不能勝任治理國家之責；而後者卻不是因為不能而是不願。若是以結果來看，被允許終生完全從事知識研究的人是能夠勝任治理國家的，因此蘇格拉底才會訴諸於正義，為了全體公民之利益，認為出任公職是他們的職責；但若是以本質看來，兩者皆不會是統治的那個人，因此我同意蘇格拉底的論斷。

您認為，在眼下的台灣，如何找到具哲學家質材之人？

98114215 陳鈺婷

1. 哲學家需要具備怎麼樣的材質？

     既然要找到具哲學家材質之人，首要要先了解哲學家需要具備怎麼樣的材質。蘇格拉底在第六章的一開始就點出了他所認為的哲學家天性。首先，哲學家必須永遠酷愛能讓他們看到永恆的不受產生與滅亡過程影響的知識，也就是說，哲學家渴望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的真理。其次，再追求真理與知識的過程中必然是辛苦且困難的，所以哲學家需要有良好的體力以及不受周遭誘惑吸引的自制力。並且擁有寬闊的事也以及大膽推論、追求真理的性格。且追求真理需要具備智慧以及良好的記憶力，在個性上也應該是溫良公正且懂得分寸的。

     縱上所述，蘇格拉底認為身為一個哲學家所要具備的特質有：良好的記性，敏於理解，豁然大度，溫文而雅，愛好和親近真理、正義、勇敢和節制。而等到這些人經過教育的洗禮，擁有成熟的經歷之後，就有機會成為批配領導城邦的哲學家。然而，要一個人同時具備上述全部條件的機率似乎是很渺茫的，因此，「教育」與「操練」的過程也就更顯重要。因為一個擁有良好哲學家天賦的人比沒有哲學家天賦的人更容易在接受錯誤的教育後成為更邪惡、可怕的人。

2.蘇格拉底認為如何才能培養出具備哲學家材質的人？

     他認為在孩童時期，應該以遊戲的方式或者讓孩子騎著馬到戰場上去見識，並且接受嚴密的體能訓練;而從在學習和戰爭中表現堅定不移的青年裡再做第二次的篩選，找出具有辯證天賦的青年。到了他們三十歲的時候，考驗他們是否可以利用辯證法，而不依靠五官找出真理和純真本身。此外，這些人需要具備堅定不移的性格，以及成熟的心智，才不會使辯證法成為他們詭辯或拿去做不好事情的工具。

3. 在眼下的台灣，如何找到具哲學家質材之人？

     依照蘇格拉底所認為培養哲學家的良好方式來看，我認為在台灣現行的教育體制之下並沒有提供這樣的管道。在台灣，文憑主義使得大多數家長和學童只重視學業的成績、學校的名氣以及將來的職業出路。蘇格拉底提出那些哲學家的材質，在台灣根深柢固的價值觀下顯得無用，因為即使一個人具備了探究真理、美善、正義、節制的能力，也不能保證你可以找到一份高薪、受世人尊重的工作，甚至在現實的世界中，這些理念是窒礙難行的。所以在現今文憑主義和功利至上的台灣社會中，幾乎很難找到具備蘇格拉底所認為的哲學家材質的人。

      因此我認為，若想要在台灣找到或培養出具備哲學家材質的人，就必須徹底的改變大眾舊有的價值觀，將追求真理、美善、正義、勇敢和節制視為身為一個人所基本應該具備的能力。並且也樂意致力於追求真、善、美的事物上，且不計其代價。此外，將教育體系修改成以追求人生真理為目的之環境，如同蘇格拉底所說的，在孩子十歲的時候就將他們送到鄉下，改變他們從父母那裏學習而來的生活模式，使用自己制定的習慣和法律。並且在訓練完孩童強健的體格之後，透過教育培養其辯證的能力，且確立其追求人生真理、美善、正義事物的心智，最後從中挑選擁有哲學家天賦的人才，繼續從事哲學的研究，才有可能塑造出具備哲學家材質的人。

你認為哲學和哲學家對臺灣民主有無助益？

政三B  98113030

1. 臺灣人民享有選賢與能的民主選舉制度、受憲法保障且讓中國大陸人民羨慕不已如言論、集會、新聞、結社組黨等自由。從制度層面分析，目前臺灣的民主是更向前邁進一步，但人民本身真的有資格且做好準備了嗎？
2. 我認為臺灣民主目前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對於國家重要公共事務的立場和態度，總是有占多數的人民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也就常發生「不問對錯，只問藍綠」的詭異心態，而這種情況尤其在選舉期間最為明顯。許多民眾常會被特定意識型態的媒體、名嘴操弄，我認為這是身為臺灣人邁向健全民主，必須好好省思的一個問題。一個政府的決策並不會因為是綠或是藍的政黨支持，就會影響它的是非對錯。
3. 臺灣長久以來對國家政治關注的，只存在著「只問藍綠，不問對錯」的偏激情緒與陋習，是我認為阻礙臺灣民主社會發展需要有哲學和哲學家的原因。正因為一般人常會認為自己感官所接受到外在影響或刺激就是全部，且相信不已；但什麼才是事物的本質？什麼才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則？什麼才是事物存在的潛能？在這世界上，每天事物瞬息萬變的同時，什麼又是那最根本不會再變的最基本單位呢？需要解決上述的種種問題，就必須依賴哲學的思考方式（追求真正的事實）及哲學家的引領，來探討解決這些疑惑、衝突所產生的問題了！
4. 柏拉圖《王制篇》提出的「洞穴理論」，讓我們了解哲學家可以透過看著可變的世界，經過哲學的訓練後，以超越一般世人的眼光藉著內心的思考，來判斷有沒有存在最絕對、不再變動的世界。透過通曉哲學理論的哲學家，運用哲學帶領一般人民由一開始人的處境→可見世界→理型世界。哲學家應該要引導與運用哲學的思考方式，培養一般人民宏觀整體的視野，懂得自我反省批判的思維，建立現代化民主素養的公民，以哲學追求真理、知識的態度，去參與國家公共事務，以期在臺灣營造出一種正常健康的政治環境，使人民能認識何謂理型的世界？並帶領人民朝理型世界的方向走去。讓臺灣人民學習在混雜的政治生活中，如何分辨事情的黑與白，區分事實和煽動或造謠，能有哲學家追求事實的精神，重新把對事不對黨、對事不對人的正確價值觀導正回來。瞭解人類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價值，不要隨波逐流，失去自我，誤以擁有名牌才是生活，誤以擁有聲名才是生命。
5. 讓我們檢視現今的臺灣社會，政治的衝突、族群的分化、意識形態的對立、選舉制度的弊病、憲政體制的僵局……等等，都是讓臺灣民主化停滯不前的原因。身為人民的我們，對於終日爭吵不休亂糟糟的政治生活，可說是無能為力，連政治人物、政府官員也無人能扭轉，總之先A錢、把該拿的好處先拿到再說。對於臺灣的未來，我們剩的只是更多的徬徨、無奈和不知所措而已。因此，我認為更需要透過哲學家運用哲學的方法與精神，引領臺灣人把眼光放在一個至高點的位子，知道身為國家子民的我們想要臺灣朝什麼民主模式邁進。從至高點看清政客操弄的手段和其煽動背後的不懷好意，不再像現在一樣，每到選舉期間，政客們操弄負面選舉策略、賄選等低劣手段，不公正的媒體連珠砲的煽動式報導，讓一般人民深深受到影響而失去自我批判能力或甚至建立錯誤判斷是非的價值觀。如此只是造成國家社會更加的動盪不安而已。
6. 不論是現在或未來，我認為哲學和哲學家對臺灣民主的影響是有很大的助益。因為它能帶領培養我們客觀的判斷感官所接受到一切的是非對錯、正確衡量事物的本質，而不再像以前一樣全盤接受，囫圇吞棗、被動接受、容易被煽動等。並且透過哲學家的引領，讓人們知道追求至善生活的真正方向，雖然知道卻不一定能實現，但卻能像在茫茫大海中的燈塔，指引我們一個正確前進的方向。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政治生活就像大海，誰都不能肯定一路上是否會遇到大浪、暴風雨，但有了哲學家透過哲學方式，給我們客觀正確的引導，就能提供我們有一個正確前進的方向，並且相信著只要往那個方向前進，「理型的生活」就離我們不遠了！

為什麼認識能力與統治能力有關？

政三B 98114226 劉奐麟

以下藉由柏拉圖著名的洞喻，了解哲學家相較於一般人民對於’’善’’認知程度的不同，還有柏拉圖對於”善”的追求和堅持為何?來討論為什麼他認為認質能力與統治能力有關，是不是統治者定須具有獲知善(認識之能力)的本事。

(一)物質世界和理念世界

柏拉圖以洞穴為譬喻，受過教育的人與沒受過教育的人的本質，並揭示了哲人王的培訓過程。他認為物質世界(洞穴內)之外還有一個非物質的抽象的理念世界(洞穴外)。理念世界是真實的，而物質世界是不真實的(是理念世界的影子)。

若是走出洞穴，將看到事物本身，看到善的理念，這就是柏拉圖心目中的哲學家所善於做的事。

他認為哲學家具有辨別真假、美醜、善惡的能力。一般人民，如那些被綁在洞卻穴中的人，只能看見真理的影子，且他們已經習慣這樣思考，也就不覺得自己生活在幻影的世界中。

他認為這種了解洞穴外善的本領並非所有的人都具備，只有少數有天賦的人即哲學家才具備，也才有能力統治國家。

(二)甚麼是善?為何如此重要?

他在洞穴比喻中，以光代表善的象徵。

光使事物可見，柏拉圖認為善的觀念是凌駕於真與美之上的，知識像那些傀儡投出的影子一般雖然真、美，但畢竟需仰賴光的存在。所以我們得以了解，他所謂的善就是事物的本質，而一般人因為能力不足的關係，看到的並非事物真正的樣貌，而是根據事物的影子，以自身的經驗去理解。故常產生對於事物的不同之見解、甚至是誤解了事物的本質。

能夠走出洞穴的人中的最優秀者乃是哲學家，天賦使他們在對真理的把握程度和一們人民不同。柏拉圖認為不是研究哲學的人就能被稱為哲學家，哲學家是那些喜歡知道真理的人。只有掌握理念知識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學家，也才能做國家的統治者。

(三)各司其職的正義觀

柏拉圖認為人生來是有個別差異的。所以人人依據各自不同的長處，接受不同的教育，最終各司其職，這時這個國家就是正義的。

在這個理論之下，他將社會上的人分為三種人(哲學家、軍、平民)中他認為統治者當然須由哲學家出任較適合。

(四)結論

綜上所述，可看出柏拉圖何以將認識能力和統治能力畫上等號。唯有哲學家得以勝任統治者的職位，因為在對於追求善(事物的本實)方面來看，哲學家是最有能力之人，而就治國方面，這種了解判斷事物本質的能力，的確是很重要的，攸關是否能引導人民生活朝向質至善生活的方向。

我們可發現柏拉圖認為，若要成為一個統治者則必須先有智慧。這種觀念是否正確呢?智慧和權力(哲學和政治)是否就應由同一個人所兼備？我有不同的看法。

掌握權力的人和具有智慧的人都是治理國家不可缺少的，如同優秀的體育運動員是由優秀的體育教練員訓練出來的；沒有一定知識水平的體育教練員，不可能訓練出創造世界記錄的體育運動員。同樣的哲學家具備有發現真理知識的能力，但他不一定具有成為統治者的一些條件(如身分條件、人民的支持等…)，在現實社會中要找到兩者間被兼備者確實有其難度，故我們應該可以將柏拉圖的想法---哲學家皇帝看作是一個理想化的目標。統治階層的統治者亦能期許自己朝之邁進，對事物的判斷能廣納意見、兼顧的不同的層面，盡可能的掌握、明白事物的本質，以帶領人民朝向至善的生活。

Article 36 of the Urban Renewal Act- A Shadow of Law

98121314 Hannah Ho

The Wangs’ houses in Shiln, Taipei, were forcedly demolished on March 28. This is the first case of a forced demolition by Article 36 of the Urban Renewal Act since the Act was brought to implement on 1998. It had caused widely various reactions in the whole society, from the public to the government, from commonplace gossips to academic speeches, and from internet discussion to street protests. Among many debates, a basic question emerged, that is,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Act? Is not a law set to help maintain the order? However, it seems that the Urban Renewal Act is the main target that was attacked. There are two issues worthy of careful consideration. One is the right to be silent, and the other is the legitimacy of majority of vote.

Many people questioned why Wangs did not even attend the public hearings once to express their position of objection. Therefore,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being included in the urban renewal proposition, because no written objections had been presented. Their silence presumably meant their no objection, and no objection was equal to agreement. This is an obviously absurd inference. In this case, keeping silence has lost its historically meaningful inspiration both in India Sage Gandhi’s Non-cooperation Movement against England and Henry David Thoreau’s 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

Another issue is the legitimacy of majority of vote. The threshold for acknowledging an urban renewal proposition varies. As the threshold var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reveal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majority of vote in urban renewal propositions is controversial. Therefore, the legislators are obliged to be more careful when dealing with it. In Singapore, the threshold is of 90% resident agreement, in Korea, 80%. In Taiwan, it was 80% before 2007, but 60% after that. It apparently shows that people who live in Taiwan are more easily to be expelled out of their houses than People in Korea and Singapore. How comes this is the result as the government and legislators are supposed to work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Article 36 of the Urban Renewal Act may be a law regarded by the government, some legislators and part of the public, but it is merely a shadow of law for others who expect a real one which would have resulted in a better solution on March 28, 2012.   


References
“張今鴞：公平社會是要付出代價的.” 今週刊2012, 04, 09. pp. 44-46.
“台北墻拆風波衝擊郝龍斌.” 亞週周刊, 15/4/2012. pp. 18-20.
“政府八次修法給建商合法拆屋令.” 商業周刊, 1272期. 2012.4. pp. 54-56.
“同意或拒絕改建住戶自保步驟.” 商業周刊, 1272期. 2012.4. pp. 58-60.
“有一絲勉強都更都是錯誤的.” 商業周刊, 1272期. 2012.4. pp.62-66.
"Wangs threaten to sue over demolition of homes in Shilin." The China Post. April 4, 2012.



       

佳文共賞與延伸作業

http://www.fastcoexist.com/1679628/the-broken-buy-one-give-one-model-three-ways-to-save-toms-shoes

請根據以上文章，寫下關鍵字和摘要，並就其中爭議點提出評論。

由98121314、98114257等兩位同學負責，貼文期限：四月十五日10:00PM。

《王制篇》作業：卷六、七

1. 為什麼認識能力與統治能力有關？（98114226）
2. 您認為，在眼下的台灣，如何找到具哲學家質材之人？（98114215）
3. 您認為，哲學和哲學家對台灣民主有無助益？（98113030）
4. 蘇格拉底認為，「沒受過教育、不知道真理之人和被允許終身完全從事知識研究之人，都是不能勝任治理國家的。」請問：您同意這項論斷？（98114212）
5. 什麼樣的教育可以養成足以治理國家的生活目標？（98114154）
6. 《王制篇》是為建構烏托邦以指斥世人墮落、無可救藥或是為改善現狀而議論？（98114130）

• 以上各題負責同學至遲於四月十四日10:00PM貼文。

卷四論及理想城邦的四項特質，請問：「節制」與「正義」有何不同？試舉例說明。

卷四論及理想城邦的四項特質，請問：「節制」與「正義」有何不同？試舉例說明

節制意指作自己的主人，由好的控制壞的部份，在城邦中用節制來達成一致的意見並將公民聯合在一起，達到某種和諧。

正義是每個人依其天性各司其職，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形成建立城邦的原則，法律也因此出現。

節制與正義這兩個詞本身並無相同之處，但在此卻是有相互關聯，我們在談正義之前，要先有節制，決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欲望那個該被節制，就需要正義來判斷。而要如何區分兩者的不同，當兩者是相互關聯卻又無法從相似處找尋相異處時，我們只能從層次上來區分兩者的不同。

假設今天有一棟房子因統治者的欲望要被拆除，而這個欲望無法達成和諧，反而造成混亂，為何會造成混亂，因為我們無法決定統治者現在是好的控制壞的，亦或是相反，統治者的欲望真的能達到善的、好的嗎?被統治者的欲望真的是惡的、壞的嗎?

節制要發揮功能就需要正義，今天拆除屋子這項決定如果是由擁有者來決定，為何要給他決定，因為房子是屬於他自己的東西，他有權處理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當其同意時，雙方的利益就能獲得平衡，進而達到和諧，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節制所達到的和諧就是需要平衡，達到平衡就會形成正義。

從這個例子來看正義和節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是要達成一種和諧，和諧就是最後的結果，在我們要走到和諧就是要達到平衡，簡單說節制就是社會狀態的和諧、正義即是社會成員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