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四A 高懿伶：經營的技倆──政治生活的幻覺術
（一）序言：權力／關係à經營
在政治生活之中，唯一不能被解消的就是「治／被治」的關係，不論是古典政治哲學或當代政治學，皆不離「權力」的運作。若撇除「權力」這項函數，我們將無法談論政治，雖然權力的展現形態有所轉變（例如：從Weber式到Foucault式的權力定義，但並非線性演變），不應被忽略的是，權力的生成條件並不是組織或戰爭，而是人必須共處的事實。因此，亞氏所提出的命題：人是政治動物──除了表明人對於政治的需求，更暗含著人的生活無法脫離權力網絡的預設，關係即權力的婉飾。權力掩藏在關係之中作為社會的媒介。
政治共同體面臨的問題正是「統治（關係）如何持續」，因此它必須尋求權力跨時且有效的穩定作用。以此進行目的理性之思考並做出持續行動謂之「經營」，而治理也是出自於經營之必要，至於支配、紀律、權威只是策略。
◎概念定義參考：a.經營(Betrib) 是指一種特定方式的持續性目的行動；b.支配(Herrschaft)，是指一項特定內容的命令會得到特定人群服從的機會；c.紀律(Disziplin)則是經由反覆練習的態度，使一群特定的人對於命令有著即刻執行、自動與依循固定模式服從的機會。(Weber,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康樂譯, 遠流2005,頁90-92) d.權威(Autorität)指的是一種本質上以連續性因素為基礎的聲望，涉及到傳統和持久性。(Carl Schmitt,憲法學說,劉鋒譯,聯經2004,頁103)
（二）文本中的鋪陳與延伸：
在《理想國》中，格老孔說：治理的最好的國家和有機體最相似(462D)，蘇格拉底則強調這樣的國家顯然是智慧的、勇敢的、節制的、正義的(427E)。這是一個預先設計好的世界，任何事物依其秩序而運作，社會階層是不流動的，是一個在時間上、空間上都靜止的狀態。問題是，「誰」是這個有機體運作的中樞神經？在理想國之中，是哲學家國王。
哲學家離開洞穴，見光而返行治理。可是，真理從來就是專制的，但它仍必須面對意見(doxa)。若我們對於政治的初步理解是一種生活方式，那麼，政治就無法脫離意見而獨存，因此必須將就：政治生活是由政治智慧與政治意見混雜而成（因而，我們不可能有一個全部由哲學家聚合的國度）。同時也產生了弔詭：專制的真理並不能帶來政治，意見才帶來政治。
若哲學家國王確實作為政治生活的擔綱者，則會面臨治理難以維繫的問題。這是先知型統治者的侷限性所在，因為一個城邦（或國家）不可能時時處在理想國的高度純粹狀態，勢必面臨例行化(日常化、常態化)的挑戰。此即「經營」的要旨與其必要性。亞氏沒有走向哲王治國的路線，而是選擇中間階層掌政的折衷路線，是出自於妥協而非退讓。亞氏明白提供幻覺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對真理的追求。提供幻覺乃是為了維繫經營之效果，並且創造秩序。
換言之，妥協只是亞氏為了讓其政體落實的（幻覺）策略。此乃是因為政治不可能是中立的，其必然蘊含某種決斷、主張。在亞氏的混合制中，要明確指出「誰」是決策中樞即會遇上困難。這個問題在多數議決的制度底下被消解了，議會成為權衡、折衝的場域。多數決只是表面，其預設是少數異議的默認（馬基維利：群氓總是被事物的外表和結果所吸引，而這個世界裡盡是群氓。(君王論,章18)）。至此，政治場域成為意見的混雜與諸多同意的創生處──不再是智慧主導政治，而是同意主導政治，統治無需智慧。畢竟，群眾絕無真理需求，他們需要幻覺，不能離棄(Freud)。
在《君王論》之中，君王取代了真理與同意。「經營」也因君權難以維繫而被限定化為君王維繫政權的手段，至少在馬氏的文本中，人民並不是君王治理的直接對象，領土才是。此外，經營的另一目標：如何讓統治的阻力減到最小（凡有權力的地方，必有抵抗）。為了要維繫經營，有必要建立一個法律體系，法律的重要性則是因為它是營造幻覺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如此，或許可以對照霍布斯曾說的：「是權威，而非真理制定法律」(見《利維坦》、《一位哲學家與英格蘭普通法學家的對話》)。
（三）從經營到提供幻覺的必要性：法律作為工具
在蘇格拉底的「高貴謊言」中，其實就出現了初始權力──這出自於統治者的積極表現(Luhmann)，因而，即便是謊言，柏拉圖也在《理想國》的脈絡中將此謊言描述為與醫療同等作用、統治者能夠承擔的「高貴」。但是，當一切開始變得是可計算的，此時再也無法出現高貴謊言，營造幻覺反而成為統治的首選。什麼是幻覺？這是一個多義的辭彙。它的實指究竟為何，其實並不重要，他可能是充實豐盈的亦可能是空洞的，重點是「相信」使它「有效果」。二者之間的作用其實雷同，只不過幻覺能夠營造出「真理在其背後」的效果，但實際上，它仍指向虛空。
如若提供幻覺是出自於經營之必要，那麼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為什麼被治者必須要服從？又或者，是否有比提供幻覺更佳的手段？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基本上，凡是在統治確立的地方，都有必要為「我們」鋪路，換言之，必須確立「我們」是一個共同體的正當性。在此，一種虛構的關係自動地產生一種真實的征服(Foucault)。關係同時是結構與建構的。這裡的命題是：統治者建構了幻覺之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法律讓幻覺相對穩定，成為常態。換言之，我們與國家的關係即建立在幻覺上。
為何是法律、而非暴力成為了手段？不論是《政治學》抑或是《君王論》，權力起初是以優勢的物質暴力為基礎（例如：財富、武力），之後才漸漸達到專門化與系統化。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暴力壟斷乃是其定義的準則之一，而暴力或許是權力關係的原初形式、永恆秘密和最後手段(Foucault)──暴力是政治的前提，而非目標。治理（經營）乃是要維持被治者的長遠服從，統治者首先必須讓被治者活著（Foucault謂之“讓人活”的權力）。即使是在馬基維利的經營策略之下，暴力也只是作為必要手段來被使用，而非萬靈丹。強制本身只能在較簡單的社會中造成暫時集中化的效果，隨著社會分化，必須讓權力以更多樣的方式運作在日常生活之中，法律是其形式之一。
在正常狀態下，法律的地位並不優於國家，但是它成為一種貫徹權力的專門化形式，並與政治形成了一種弔詭的合作關係：權力定義法律（Staruss指出法律實際上不是城邦的產物，而是城邦中碰巧成為主宰的那一部分的產物），法律鞏固權力（Luhmann指出法律/統治只是套套邏輯，二者涵蓋相同的範圍），這一切從而又形塑著我們與國家的關係。
◎參考書目：
Durkheim, Emile著、渠東譯，2000，社會分工論。北京：三聯。
Luhmann, Niklas著、瞿鐵鵬譯，2005，權力。上海：上海人民。
Luhmann, Niklas著、李君韜譯，2009，社會中的法。台北：五南。
Schmitt, Carl著，劉鋒譯，2004，憲法學說。台北：聯經。
Staruss, Leo著，李世祥等譯，2011，什麼是政治哲學。北京：華夏。
Weber, Max著、顧忠華譯，1993，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台北：遠流。
Weber, Max著、康樂、簡惠美譯，1993，支配社會學(I)、(II)。台北：遠流。 備註：
1.感謝當日同學的聆聽與發問。
2.關於老師當天的提問，容我再想想後、盡速回覆於網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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